“买贵卖廉”背后的缺失
  - 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旗下"华人与世界研究院”供稿

一

市场供需双方在理论上是应该均衡的，但是事实上很难均衡，不是此多就是彼少，或者反过来。一这是市场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因为自然分布状况就存在着此多彼少的可能性，二再加上人为的因素，也部分改变供需状况，从而制造不同的价格谈判能力。

比如对于埋在地下的许多能源、矿藏、原材料，一般来说往往需大于求，因为，埋在地下往往天然地可以地藏，从而调节供应，使之处在价格的谈判优势上。然而即使这样，如经济长期不景气，那么需求方还是有价格谈判能力的。而且如果需求方掌握了一定的市场协调能力，也就是掌握了一定的价格谈判能力，结果也未必尽然。比如，对于石油的需求，历史上需求方掌握主动权的机会大于供应方，于是很多时候，石油价格还是处在低位的。这就是说，无论供需方，在产量和储藏量一定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各自对自己这方的组织协调能力，这是改变价格谈判能力的一个主要渠道和途径。但是自从中国因素加入之后，特别是在1990年代开始，世界能源价格和矿藏价格就一直是偏高的。把这种趋势完全归结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是不负责任的。

比如农产品，在中国体制下，农民就几乎总是处在价格劣势地位，无论收成好，还是不好，价格都不是他们能够定价的。但是世界上的粮食价格却几乎完全操控在四大粮商手上，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与市场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分不开，而市场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又与其生活的社会组织和原则分不开。简单地说，一个市场不是民主的市场，不是复制一个民主的社会，其价格谈判不是灵活性不够，就是统一性不够，如果面对一个民主社会的谈判对象，那这个谈判就是不对称的谈判，因为其内外信息对称，以及内外定价权的形成都是不利的。

简单地说，在一个人人与人人为敌的社会，信用怎么可能建立起系统来呢？信用建立不起系统，那么就必然出现如标题上所说的情况。

二

据中国有关报章报道，邓小平曾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3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稀土成中国21世纪经济武器》的文章，指出中国稀土垄断大国的地位决定其掌握着技术未来的钥匙，这一主导地位将使中国控制消费类电子和绿色技术的未来。可中国在拥有对稀土资源垄断性控制的同时，却完全不具有定价权，稀土价格长期低位徘徊。一拥而上的盲目开发以及宏观规划水平低劣，导致中国并未成为稀土开发强国，中国稀土科技开发和利用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邓小平所提倡的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主要是无序发展，他最著名的理论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集中体现了为了发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战略需求，最初也许这样是对的，也是不得已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于必要的“规矩”都被“抓”乱了，因此，整个社会出现了逆向选择，就是不择手段地谋发展，而协调、有序就完全被抛弃了，这样，整个社会固然发动了发财的积极性，但是却失去了规矩和方圆，最后就出现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现象。

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所谓地开发区内，曾经有人说：先繁荣，后管理。问题的关键是“后管理”的代价有多大？

报道上讲，近几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稀土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经济效益下滑，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一些新上马的稀土企业，其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高能耗、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由于多年来超市场需求的大量盲目开采，造成稀土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个体矿点乱采滥挖屡禁不止，弃贫采富、用土压矿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资源开采的回收率低，国营矿山一般在60%，个体矿山仅达到40%。

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稀土市场每年需求折合成100%稀土氧化物约8万吨，而目前中国稀土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8万吨，实际生产量超过10万吨，有80%以上的过剩量。这种过剩在定价中成为自毁长城的绊脚石，显然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个定价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期的现象，几乎可以概括目前中国整个定价都是这样的，全世界几乎都为中国定价的大量贬值泛滥的共同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多年来的滥挖滥采，过度开采已经使得中国稀土的可开采储量从十多年前的占世界80%多，降到了如今的52%。2005年中国稀土产量占全世界的96%、出口量世界第一，中国产量的60%用于出口，出口量占国际贸易的63%以上，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大量供应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稀土产品的国家。这种情况难道只有稀土矿吗？以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泛滥于世界，的确为中国节约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当这个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多余的外汇储备就成为悬在自己头上的危险品，而不是值得骄傲的财富。以适当低价的拉动力和土地要素换来恰当的外汇储备量是可以的，但是多了就成为浪费，而且据说到2030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用完，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预测中国提前进入到一个未老先衰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这个庞大的人口红利丝毫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结余，届时老龄社会到来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什么保障和救济。

资源税2008年底才补上来，有的人对这个税的执行前景也觉得未必乐观，因为腐败会侵蚀这个税，正如工商管理不能对此现象有个基本的秩序规范一样，资源税未必就会得到公正有效的执行。也正如这个国家基本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和救济都没有在最好的时期建立，错过了积累的大好机会一样。

三

现在不少人抱怨澳矿的漫天要价，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中国人抱怨中国自己的矿被少数人垄断和出卖。

中澳两国一个资源价格高，一个资源价格低，两相对比，为什么中国买什么贵什么、买什么便宜什么，其中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中国把这种局面归咎于稀土产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外商家控制，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政府管理失控应该还是主要原因。过度开采外加恶性竞争造成的不良循环将严重影响对于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据报道十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廉价稀土作为自己的战略储备。中国出口量的近70%都去了日韩两个国家。至于稀土储量世界第二的美国，早早便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钼的生产也已停止，转而每年从中国大量进口。西欧国家储量本就不多，就更加珍爱本国稀土资源，也是中国稀土重要用户。

有的人已经认识到，要建立国家稀土生产、销售、出口和进口的专门管理机构，统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落实在定价上是不是又会像中钢协那样只给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定价权，广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完全没有参与权，而且由于这种不公平的定价权所形成的差价多成为大多数垄断企业获利的工具。世界上三大铁矿石商他们关于自己首发价的规则多年来都被世界矿商遵循，而中钢协的定价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企业的赞成，难道份额股份定价不可以参考吗？

只要有一个民主的定价机制，那再实行定额生产、定点定额出口的稀土政策，就基本可以达到有序化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为了防止稀土资源用于战争目的，尤其要限制稀土出口到有核国家用于核武器、导弹、军用飞机、核潜艇等军事装备中去。那适当的军控目的也是加强控制的手段与说辞之一。

有的建议对于稀土矿的开采应设立企业准入门槛，对于一些外资企业利用参股等形式对稀土进行开采的行为尤其要加大监管力度，这可以有效保护稀土的开采和利用，但是如果准入门槛最后的利益不是整个市场得到、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得到，那么这个准入门槛同样也没有人去认真地执行，因为它失去了道义，理所当然难以得到推广。

有的还建议应依托资源优势，集中科研、生产力量打造“中国稀土谷”，尽快建立稀土资源国家储备机制，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有的建议应尽快组建成立稀土学院，建设一批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形成强大的稀土开发应用技术创新体系和自主的技术与人才培育体系。

这些都不是定价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机制，定价的关键是自由、自愿、民主、公正、公平，否则任何定价都是扭曲的，长期人为坚持的扭曲最后的结果会是扭曲信用链的无线延长，其恶果是难以形容的。

把一个市场搞乱不是一天功夫，同样要把一个市场建设规范，也不是一天功夫就可以的。

四

在一个市场混乱，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环境里，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显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据中国海关总署2009年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249.5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下降24.9%。其中出口649亿美元，下降25.7%。如果外贸形势进一步恶化，有人说届时人民币贬值就成为力保出口的最后一张不得不用的王牌。

从2008年10月以外，全球几大主要货币中，欧元、英镑等相比年初兑美元汇率贬值了20-30%，唯独人民币还跟随美元“亦步亦趋”。截至2009年3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2009年只微幅升值20个基点，但兑英镑却大幅升值了近5000个基点。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美国资金回流救主，使得2008年美元突然变得格外强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尽管是紧盯一揽子货币，其实质还是紧盯美元。这样“紧盯”的后果，不言而喻就是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大幅升值。现在这种态势对非美元结算的出口影响尤为严重。鉴此，2009年4月23日美联储作出直接购买美国国债的决定，意味着美元即将开始大规模地贬值，截止2009年8月底美元似乎还没有大规模地贬值，有的人认为这个预估是错误的，其实由于各国都遇上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各国货币都不同程度地贬值，可能在汇价上没有大的表现，但是各国货币在各国国内购买力上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步下降，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资产价格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如果人民币还不做好贬值的应对机制，对于出口将是雪上加霜。

现在，人民币对英镑、日元已经升值那么多了，在新的美债美元化进一步贬值的紧逼情况下，大趋势是同步贬值人民币显然是最好的选项。然而贬值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对于三资企业占中国出口60%的份额情况下，到底有多少是“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呢？对于这些企业人民币贬值的意义不大，只是剩余40%的内资出口企业，与贬值人民币有一定正面意义。但二者到底如何理清其间的份额、差额、比率、关联性？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真实的数据，那真要以此为依据来作出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决定则显然又显得盲目。

这就是两难。

在一个信息不明，而且又是一个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环境里，一个信用水平整体不高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力、竞合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