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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应对世界对中国的压力 II Thu, 09 Sep 2010
 
 

构建均衡发展,应对世界对中国的压力
- 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旗下"华人与世界研究院”
  供稿 
                   

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从出口导向经济转向高科技经济,以及实现内部均衡发展的策略,至今其所取得的成绩对于今天克服危机也具有正面的作用。

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外资法》规定引进技术必须有利于日本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得损害小企业,不得出现不公平的合同条款,不得妨碍国内技术发展;日本政府自1950年代至今,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提供融资、补助金、加速设备折旧等服务,鼓励民间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日本于1956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厅以负责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年颁布了《振兴机械工业非常措施法》。1957年通过了《电子产业促进法》,根据这个法律,日本政府通产省有指导电子的研发特权,为生产者提供补助金和保证银行贷款,选择有开发前途的新产品,规定新产品的产量和价格目标,甚至建立联合企业,以及其他凡是有利于日本电子产业能够“赶上”美国所必须的工作。

1970-1980年代,日本政府鉴于本国资源匮乏和世界能源危机,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政策以及科技发展政策,主导产业结构由过去的“厚重长大”转变为“轻薄短小”,重点发展汽车产业、家电产业、半导体产业,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产业技术发展道路。1980年代后,日本政府出资建立了大批高技术园,对高新技术园中的开发企业给予减免税收、发放政府补贴、低息长期贷款的优惠政策。199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法制化方式来加强对科技的管理与支持,1992年重新制定了《科学技术大纲》,1995年通产省制定了《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构想》,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1998年通过《大学技术转移法》,1999年提出《产业活力再生法》,2000年推出《产业技术力强化》法案,2000年还通过了《IT基本法》。

以上产业资产有三大特点:一是集中发展高科技,提供税收、信贷等产业优惠,二是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因为真正的高科技大面积地产生在中小企业,而且中小企业也是就业的主战场,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了,中产阶级形成了,这对于整个社会出现财富正态分布是极为有利的。

1990年代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以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科技厅1994年底发表的科技白皮书强调,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技术创新,利用创新性技术创建新的产业。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日本开始从“技术立国”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通产省也调整其长期计划,日本计划从1996年起,在5年里大幅度增加对科学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加强基础研究。为此,科技厅和通产省采取了多项措施,如重点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100所大学和实验室,建立横跨多部门和机构的高速信息网,强调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政府主导整合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着手整合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如《外资法》从国家层面上保护民族工业,这也是追赶型经济通常所采用的方法,但是采用这方法要注意的是:一注意发展之后与周边环境的适度平衡,注意研究对周边产业的影响,特别是畸形发展的影响,及时校正,二尽可能地让该非均衡发展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和范围内,不使之指控。但作为已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没有必要过度保护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且这样的政策对于创新有负作用。美国政府更有可能采取的是保护自己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日本政府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强势指导作用,源于其政治体制结构性差异,崇尚自由经济的政府,在机制上无法克隆这种做法,更何况在理念上具有根本的分歧,令美国政府不可能采取这类措施。

日本自1950年代开始就遵循“技术引进带动技术立国”的发展道路。日本的钢铁、机械、半导体、电视机、微电子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经过日本的改过技术输出国,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例如,日本引进瑞士石英电子手表技术后,迅速推出精美小巧的石英电子手表占领了世界手表市场。钢铁行业吸收了美国、法国等六个国家的先进炼钢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世界一流的炼钢技术,成为世界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据统计,日本自1951年至1984年签署了约4.2万个技术引进的协议。后进国家通过引进技术而求得发展,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

在专利法中,有不少专利是联合专利、嫁接专利、延伸专利等,这都是后发优势的国家可以再知识产权领域得到便利的地方,这些专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必须与原专利配合使用,固然必须借助原专利,但是原专利一旦被在使用、用途、技巧、环节、重大革新等上稍有进步,而且形成了配套专利,购买者往往不是退掉新专利,只购买原专利,这对形成互利合作有好处。

根据日本工业技术院的调查,在1960年代中期,日本机械行业研究费中有16.9%用于技术引进,68.1%用于对引进技术的革新,日本机械行业技术引进带动了近4倍的科技投入;电子行业研究费的24.4%用于技术引进,48.1%用于二次创新,技术引进带动了2倍的科技投入。从1960年代开始,20多年里,日本技术引进带动的研发投入之比一直在上升,最高达到每花1日元引进技术、带动14日元用于吸收消化和应用创新,而中国的比例正好相反,技术引进得不到充分消化吸收,更遑论进一步改造创新。

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虽然继续保持应用研究优势,但已经开始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特别是产业界开始对基础研究更加重视。直到21世纪初,日本创新能力已经逼近美国,美国限制了尖端技术输出,标志着日本真正转入到科技创新阶段。日本经过近50年的技术引进,现在才真正转入到科技创新阶段。

有关数据表明,日本产业界科技开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已经超过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日本政府科技开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与法国接近,但低于美国、英国、德国;也说明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迅速地赶上美国等主要国家。

日本在技术方面赶超的成功,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美国一方面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一方面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美国直接帮助下,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众多加入国家之中进入门槛最低者之一。日本得到加入GATT的好处,又得到关闭了国内市场的好处,例如,日本在通讯领域,颁布了电气通信事业法、有线电气通信法、电波法、放送法、有线电视放送法限制外国人加入。日本1998年虽然承诺在电信行业取消外资比例限制,但外资比例仍被限制在20%以下,实际上外资还是难以大举进入日本电信行业。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很难再得到类似的发展机会,但仍能从日本的做法中吸取好的经验。

日本的成功至少提示我们,技术正在变成自然资源的替代物,技术创新有赖于知识和信息,有依赖于占有这些财富的人才。如在人才方面,在美国工作的日本研究人员的数量相当于在日本工作的美国研究人员的7-10倍;在美国的日本研究生人数相当于在日本的美国研究生的30倍。应该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机构,得到大量公开获得的信息,日本在这方面的开支相当于美国的3-5倍,因此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费用。另外,引进外国人才也可以作为吸收国外技术的有效途径。

世界在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 2009年中国启动的投资对于世界拉动显然还是有限的,而且过多的投资使之形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资产价格上涨,比较而言,还是要启动欧美政府的财政赤字,要好过中国的投资拉动,否则,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有效复苏。

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通常都关注消费品价格(CPI),而非资产价格(如房地产和股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有明确的通胀目标。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18年,基本上也是以CPI的变动作为利率升降的依据。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对此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一个链条: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低CPI通胀――低利率――货币供给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裂(经济危机)。如果放任资产价格过快增长,会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带来灾难,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

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日益扩大的储蓄盈余。以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借款抵消了这一盈余。但这种局面已告终结,因为西方消费者的债务比率已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短期内,西方国家的投资热潮或中国以外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都不太可能抵消西方消费者量入为出的影响。甚至连中国也不会将其储蓄盈余的规模削减至应有水平,无论是通过直接方式,还是通过响应国际呼吁、允许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的缺口只能由较强大西方国家政府的赤字支出来填补。如果财政紧缩抑制了这种支出,那么复苏就将被扼杀。

“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储蓄率的增速远远快于其国内投资,“净贷款”(net lending,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差值)从上世纪末的负值升至2006年的峰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这个数字或许看起来不大,但其所涉国家的年度产出估计超过3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出的近45%。当然,并非所有的贷款盈余都要归因于中国。2006年,中东国家(大多为石油生产国)净贷款占GDP的比例升至21%的峰值水平;但据IMF估计,2010年这一比例将回落至3.5%。德国也对全球储蓄有所贡献,该国的净贷款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末时还可忽略不计,到2007年则已升至7.5%的峰值水平。但尽管德国在欧洲处于重要地位,但该国仅占全球GDP的4%,而中国为8%。

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经营着财政赤字。但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在下滑。抵消亚洲盈余并支撑全球经济的最终借款人,是美国的消费者和购房者。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1990年代前半期,美国消费者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2-14%之间徘徊,但随后开始攀升,最近几年已升至接近18%的水平。抵押贷款债务的增加则更为壮观:其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末的46%,跃升至2007年的远远超过70%。

虽然英国在世界平衡中的重要性远远小于美国,但相对其GDP而言,英国抵押贷款债务的攀升速度甚至比美国更快: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已升至80%以上。导致这类剧烈波动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的储蓄过剩。银行业的疯狂行为显然加剧了这种波动,但不管怎样,基本面因素原本将发挥作用。实际上,适当加大获取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的难度或许也会引发衰退,不过其规模要小些。

全球需求的主要支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即使是IMF预测的无力的全球复苏,也是由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支撑的:2009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总计占GDP的10%,2010年则占9%。其中美国的比例最大,估计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2009年将达到12.5%的峰值水平。英国2010年将达到13.2%的峰值水平。当然,应对国际和国内储蓄盈余问题的常规对策是降息。但由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已接近零,因此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一些国家的央行正试图通过直接发行货币来强化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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