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日本选择

一

中国制造业经过30年的累积聚拢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盈余，与历史上1960年代的日本和西德一样，外汇积累太多成为引起世界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其实对比中美经济不难得出如下观点：中国经济模式：土地+劳动力+引进资本+国有流失=降低信用=卖什么便宜什么+买什么贵什么=秀水街+长安街=北京模式；西方经济模式：知识产权+输出资本+垄断主要贸易=升高信用=买什么便宜什么+卖什么贵什么=华尔街+硅谷=华盛顿模式。

看到这个模式其实没有人心里会好受，但是客观上这个模式也不是今天才形成的，早在1960年代，当时的西德和日本也遇到同样的尴尬，当时也是由于二战后的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投资欧洲、贷款欧洲、武装欧洲，使之很快出现了制造业的繁荣，于是在对美贸易之中开始是小额盈利，接着是长期的大规模盈利，也是积累了庞大的外汇积累，自然几乎都是美元资产，那么为了消灭赤字，美国政府同样为扭转长期的经常账目赤字，于是一是贬值美元，二是压迫对方货币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德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

数据显示，2001-2007年，中国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从20%跃至36%，几乎上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所占比重也从24%升至31%。但是，随着美国2007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加剧了其需求的萎缩，对于中国来说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如何启动内需，迎接这个新的挑战，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革命。从2008年10月以来，中国的出口下降大约20%，相应地其进口也下降，幅度还略为大一点，之所以出口与进口高度相关，是因为中国出口大部分在沿海，由三资企业完成，大约占整个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三资企业大都是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因而当出口下降的时候，进口也同步下降。

在此种情况下，世界上越来越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中国必须从过去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但是如何转呢？日本和西德在1960年代也是在制造业美元过剩的时候，出现了发展的内外压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么？

二

当时的日本和西德采取的办法，就是科学地启动内需，加上完善民主政治改革，使整个社会形成为一个具有完全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先进国度，而凡是没有向社会建设发展的国度，则明显还是问题国家。

1960-197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如何与荷兰和中东发展模式分道扬镳，一个进入全面的民主社会，一个还是一个两级分化的集权社会，石油美元在荷兰和中东出现了荷兰病，抑制了别的产业发展，同时也使社会出现贫富分化。而西德和日本首先民主政治进一步加强，重点是建设相对的福利社会，也就是加强中产阶级的形成，拉动社会消耗，改单一的出口依赖为内部消耗和外部出口并重，另外是科学技术、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然后是对外的汇率配合，逐步升值，而且同样开始学习英美对外投资，建立自己的世界性工厂、消费网络，日本主要是电子汽车机器仪表类的世界网络，德国主要是汽车重型机械高端装备制造等，也几乎占领了世界，也就是他们的资本输出与英美不同，英国原来是总是贸易，美国后来既重视贸易网络，又重视金融控制，也就是竭力打造在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之外的可以通过华尔街制造信用来控制世界的机制和体制。

目前的中国企图通过控制原材料能源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显然这些化石性的矿产和能源被地域控制很强，如果没有投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总是跟着别人，别人今天买石油、石油升到一定是水平的时候，自己也跟进，当自己跟进的时候，别人正好出来，于是总是被套牢。2007年的时候，我就清醒地估计那时是购买世界矿产能源的好时机，但是那个时候却按兵不动，等到别人开始炒卖石油、黄金、债券、政权，而价格又到了一定价位的时候，自己跟不跟进呢？不跟进怕越来越高，跟进又怕吃亏，左右摇摆，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四周价格还是看涨不看跌，在一遍谴责声中，又不甘不愿地买，结果总成为冤大头。总的来说中国手握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只要看好有价值的，完全可以放心地买，任何投机者都可以被打败，因此理论上只要中国买什么、即使一段时间内会贵什么、但最后一定会便宜下来，因为在越来越被我方慷慨地卖家控制的时候，如果需要首先解套，转嫁危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其实对于中国具有最大的便利。

控制原材料当然是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石，显然难度越来越加大。除此之外，显然还有很多出路，比如加强集约化的高科技优势，用新的优势高科技覆盖全世界，总有一天，只要中国高科技梦想成真，那么中国才算是真正崛起了。

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一是高科技，二是强大的社会建设，三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伟大文明，从而成为世界的首善之区，凡成为世界首善之区的地方，其模式自然被效仿，那么该国哪里有不崛起的呢？

反之，在这个转折的节骨眼上，如果听任财富继续被集聚在少数领域、少数产业、少数人，不去分散于普及，不去建立和稳固中产阶级社会，那么任何崛起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时过境迁，成为荷兰模式第二。

而且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后所形成的一点优势，前期完全类似荷兰模式，其风险潜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好的再分配机制，那么这个社会矛盾将引来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周期性的王朝政治翻版。这决定了面对国际国内压力，学习当时的西德和日本，启动内外向经济的均衡是不得不为之，自然也是根本之道。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主要是：1、扶助与大力发展三农，2、建立真正具有创新和产业化的教育和科技产业体系，扶助与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3、建立全面的、有差异的、分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难以扭转百年追赶型经济的扭曲，难以启动真正的内需，难以根本改变买贱卖贵的被动，难以抚平社会分化，难以构建均衡发展，难以应对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与挑战。

三

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不是沉默的日本，恰恰是1960年代打下的社会建设基础以及科技产业发展基础，使之早已经过了高速发展时期，变为安定、和谐发展。

198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了，美元上涨了，大量国外产品，特别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产品输入到美国。于是，美国人认为国外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市场，剥夺了“应该”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的失业率显著上升。类似推论通过舆论和国会对里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把世界主要五个经济体(G5，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的财政首脑邀请到纽约，说服他们共同致力于美元的贬值。五国财长当即同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即“广场协议”。声明发表几个小时后，美元开始了疯狂的贬值进程。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持续了两年之久，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以至于这五位先生或他们的后任不得不再度聚首，商议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这就是1987年达成的卢浮协议。

“广场协议”后，日元和马克开始大幅升值。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进入1980年代之后，美元稳步走强，这一慢性走高的趋势在1985年中期再次被打断，日元和马克又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这正是日元成为“广场协议”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即使是在19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但“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了“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但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